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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7日，年仅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积劳成疾在上海逝世。“过劳死”现象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企业的崛起意味着中国商业精神的抬头的话，那么，企业家英年早逝等现象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生存状况的恶劣。更深一层则暴露了中国商业精神的残缺。
尽管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商业精神却还一片荒芜。
如果说西方商业精神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的基础之上，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商业精神就一定是建立在另一种传统——比如说，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
传统文化与新商业精神之间的断裂关系，使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陷入迷惘。而商业精神的残缺与中国企业家疲于奔命的生存状况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从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商业精神的残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信仰缺失，中国社会已被拜金主义严重侵蚀，商业“奇迹”往往只是单纯的物质贪欲的产物，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样，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也不可能仅仅建立在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之上。片面的财富追求，一定会导致诚信危机。而诚信恰恰是商业精神的基石。在这种缺乏诚信、从而商业文化荒芜的状况下，中国企业家应对非诚信的成本非常高昂。这不仅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复杂度，也会严重影响企业家的健康。
其二，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关系学”，使企业家为了疏通各种关系而疲于应酬。中国人“关系”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的破坏，从而为小部分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与西方的“社会资本”完全不同。“关系” 还是当今中国官员腐败、地方恶势力和黑社会的庇佑者。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社会资本”是国家和人民的公敌，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关键阶段的今天，是需要全社会竭力抵制的破坏性势力。中国式关系有如病毒，是后现代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巨大障碍。
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源于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后经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和坎特南发展成熟。社会资本是西方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其本质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规范性力量与网络。西方的社会资本虽然也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中国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绝不是因为学习中国的“关系学”，才建立起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走向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事实上，西方“社会资本”源于古希腊的市民社会，而非中国式“关系学”。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理论，与古典背景下的中国式“关系”也无相通性。
面对中国式“关系学”大行其道的现实，政府应立法加大打压吃喝风、送礼风等非健康“关系学”的力度，减少企业家不必要的应酬，解放企业家身心，将中国式“关系”改造为西方式“社会资本”，才是形成后现代中国商业精神的现实之道 。
其三，由于现代性之未来主义风靡中国，使人们把一切赌注都置于未来，企业中单纯的绩效文化导致“工作狂”作风。“工作第一，身体第二”的观念相当流行。温州等地的商业奇迹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拼搏精神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拼搏精神。但是，如果拼搏精神走向极端，使中国商业奇迹建立在对生命毫不顾惜的前提之下，这并不能体现真正的中国商业精神。特别是，当企业所有者在既不进行后现代企业产权改革，也不建立科学的激励体系，甚至不履行相应的劳动法规（这种现象在目前中国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拼搏精神强加于员工身上，就更谈不上商业精神了。
其四，中国企业大都局限于现代商业观念，往往割裂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把企业仅仅作为生产的场所，而忽视了企业的交往功能、忽视了“交往理性”的构筑。企业人的交往由于传统文化的毒害，而产生了畸形的“关系场”——即充满斗争意识的公司政治。企业人为非创造性活动与痛苦所困，不仅对健康造成伤害，也大大降低了生产力。因此，在中国企业中推行后现代文化管理，营造轻松愉悦的公司氛围，杜绝公司政治，也是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经济文化化的后现代经济时代，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物质使精神得以彰显，精神使物质变得神圣。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种相互渗透的科学，而非仅仅向社会提供经济增长的良方。
就此而言，后现代中国的商业精神也并非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引擎，而应该同时是精神财富的引擎。后现代商业精神，乃是构筑一个健全、民主的理性社会的坚实基础。
而当前的事实是，单纯的增长癖以及拜金主义正在吞噬中国。在真正的商业精神缺席的状况下，GDP的飞速增长中孕育着巨大的危机。
因此，商业精神的建设是后现代经济中国的拯救之道，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企业家、乃至是哲学家、思想家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神圣的历史职责。
（张羿，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
2004年11月7日，年仅38岁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积劳成疾在上海逝世。“过劳死”现象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企业的崛起意味着中国商业精神的抬头的话，那么，企业家英年早逝等现象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生存状况的恶劣。更深一层则暴露了中国商业精神的残缺。
尽管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商业精神却还一片荒芜。
如果说西方商业精神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的基础之上，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商业精神就一定是建立在另一种传统——比如说，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
传统文化与新商业精神之间的断裂关系，使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陷入迷惘。而商业精神的残缺与中国企业家疲于奔命的生存状况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商业精神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从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说，中国商业精神的残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信仰缺失，中国社会已被拜金主义严重侵蚀，商业“奇迹”往往只是单纯的物质贪欲的产物，人们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往往不择手段。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同样，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也不可能仅仅建立在对财富的疯狂追求之上。片面的财富追求，一定会导致诚信危机。而诚信恰恰是商业精神的基石。在这种缺乏诚信、从而商业文化荒芜的状况下，中国企业家应对非诚信的成本非常高昂。这不仅增大了企业经营的复杂度，也会严重影响企业家的健康。
其二，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中国式“关系学”，使企业家为了疏通各种关系而疲于应酬。中国人“关系”的作用，更多的是对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的破坏，从而为小部分人谋求不正当的利益，与西方的“社会资本”完全不同。“关系” 还是当今中国官员腐败、地方恶势力和黑社会的庇佑者。这种所谓的“中国式社会资本”是国家和人民的公敌，在中国改革开放面临关键阶段的今天，是需要全社会竭力抵制的破坏性势力。中国式关系有如病毒，是后现代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巨大障碍。
西方的“社会资本”概念源于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后经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和坎特南发展成熟。社会资本是西方民主政体的重要基础，其本质是存在于法律之外的规范性力量与网络。西方的社会资本虽然也表现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与中国的“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西方绝不是因为学习中国的“关系学”，才建立起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走向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事实上，西方“社会资本”源于古希腊的市民社会，而非中国式“关系学”。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作为一种超越现代性的理论，与古典背景下的中国式“关系”也无相通性。
面对中国式“关系学”大行其道的现实，政府应立法加大打压吃喝风、送礼风等非健康“关系学”的力度，减少企业家不必要的应酬，解放企业家身心，将中国式“关系”改造为西方式“社会资本”，才是形成后现代中国商业精神的现实之道 。
其三，由于现代性之未来主义风靡中国，使人们把一切赌注都置于未来，企业中单纯的绩效文化导致“工作狂”作风。“工作第一，身体第二”的观念相当流行。温州等地的商业奇迹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拼搏精神的产物。当然，我们并不反对拼搏精神。但是，如果拼搏精神走向极端，使中国商业奇迹建立在对生命毫不顾惜的前提之下，这并不能体现真正的中国商业精神。特别是，当企业所有者在既不进行后现代企业产权改革，也不建立科学的激励体系，甚至不履行相应的劳动法规（这种现象在目前中国相当普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拼搏精神强加于员工身上，就更谈不上商业精神了。
其四，中国企业大都局限于现代商业观念，往往割裂了商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把企业仅仅作为生产的场所，而忽视了企业的交往功能、忽视了“交往理性”的构筑。企业人的交往由于传统文化的毒害，而产生了畸形的“关系场”——即充满斗争意识的公司政治。企业人为非创造性活动与痛苦所困，不仅对健康造成伤害，也大大降低了生产力。因此，在中国企业中推行后现代文化管理，营造轻松愉悦的公司氛围，杜绝公司政治，也是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商业精神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经济文化化的后现代经济时代，经济与文化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物质使精神得以彰显，精神使物质变得神圣。经济学家就是研究这种相互渗透的科学，而非仅仅向社会提供经济增长的良方。
就此而言，后现代中国的商业精神也并非仅仅是物质财富的引擎，而应该同时是精神财富的引擎。后现代商业精神，乃是构筑一个健全、民主的理性社会的坚实基础。
而当前的事实是，单纯的增长癖以及拜金主义正在吞噬中国。在真正的商业精神缺席的状况下，GDP的飞速增长中孕育着巨大的危机。
因此，商业精神的建设是后现代经济中国的拯救之道，是政治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企业家、乃至是哲学家、思想家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神圣的历史职责。
（张羿，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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